为您翻书:美国在外交中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怎样的?

为您翻书:美国在外交中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怎样的?

Hello~大家好,周六惹,五一小长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大家五一过得都怎么样呢?今天老狲我照旧为大家献上一本书,王立新学者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不用老狲我拍数据,相信大家都知道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疫情期间,“美国”二字一直是新闻中的热点词汇。那么王立新教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不到300年历史的超级大国的“外交身份定位史”。那么我老狲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本书的重点——一战以后美国对自己外交身份的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旧秩序的崩溃迅速地把这两大难题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美国一批政治和知识精英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努力,即对美国国家身份、国际角色和国际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说服不情愿的民众和国会接受美国的新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促进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以“美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以塑造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和发展的世界环境和实现持久的和平。

面对欧洲爆发的大战,威尔逊要求美国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保持不偏不倚”,并称“每一个真爱美国的人在言行上都应该符合真正的中立精神,这是一种对所有交战方都不偏不倚、公正和友好的精神”。与乔治·华盛顿在告别词中的用语相类似,但是,美国此时的中立并不等同于19世纪的孤立,因为威尔逊并不打算让美国像以前那样对欧洲战争完全不闻不问,而是试图让美国在未来议和中充当调停者与和平的促进者。

美国虽然宣布了中立,但是并没有割断与欧洲的联系,美国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也并非没有倾向性。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情感和经济上的联系以及英国在美国进行的反德宣传,大多数美国人在感情上偏向协约国一方。美国中立也并不意味着切断与交战国的一切往来,相反,战争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与双方贸易的机会,特别是与协约国的贸易。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中立政策执行的后果实际上逐渐有利于协约国方面,特别是英国。

威尔逊决心摒弃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和威廉·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实施所谓的“新外交”:将一个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区别开来,重视公众舆论的力量;从道德和原则而不是利益冲突的角度看待国家间关系,对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甚至将道义目标置于物质利益和权力政治考虑之上;相信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相互之间更容易保持友好的关系。

一战结束后,尔逊将和约送交参议院,请求国会批准。96位参议员分裂为4个集团:忠于威尔逊的人,约有40人,主张无条件通过和约,为“非保留派”,被称为“强硬国际主义者”(strong internationalists);以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Kellogg)为首的“温和保留派”(Mild Reservationists),约有13人,都是共和党人,主张对和约,主要是国联盟约进行一定的修改;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为首的“强硬保留派”(StrongReservationists),包括约20位共和党人和少量人,主张对盟约做大的修改;以及16个“不妥协分子”(Irreconcilables),大多为共和党人,以威廉·博拉(William E.Borah)为首,完全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坚决拒绝国联盟约。

美国领导人认为,法国的安全和稳定不在于尽可能地削弱德国,不在于维持欧洲的现状,而在于通过复兴德国经济保持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并最终使德国融入欧洲。一个繁荣、稳定、融入欧洲的共和制的德国不会威胁法国,并可成为欧洲和平的基础,而保持德国低人一等的地位将是一项失败的政策,欧洲的和平之路是法德和解,而不是法德对抗。在美国看来,支持法国会助长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甚至导致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英国也有类似的看法。但实际上,美国和英国都高估了法国的能力和心理,法国的不安和不妥协是源自对德国的恐惧,而不是出于谋求欧陆霸权。同时,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德国经济的复兴是整个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

美国的计划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推行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在经济上,利用美国的资本帮助欧洲复兴,其前提是协约国把德国的赔款削减到合理的数额,然后美国向德国提供资本,德国利用美国的资本实现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后向协约国偿付战争赔款,然后协约国偿还美国的战债。这样即解决了赔款和战债问题,又促进了欧洲货币和财政的稳定,并最终可以使欧洲经济得以复兴;在安全问题上,以停止向欧洲提供贷款相威胁,促使欧洲国家签订安全条约,解决法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担忧。这样,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双管齐下,使德国逐渐融入欧洲,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同时这一战略还可以避免美国承担政治和安全义务,既不会遭到国会和舆论的反对,同时又实现了欧洲复兴和稳定的目标。

1928年后,美国领导人以为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战后欧洲的危机已经度过,欧洲总体的稳定已经实现,和平已经有了保障,美国进一步卷入欧洲事务已经不必要了。1929年11月,胡佛在停战日演讲中对和平的乐观情绪反映了美国决策者的自满情绪。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暴跌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把20年代的乐观情绪一扫而空。伴随经济大危机而来的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战争,战后美国领导构建的国际秩序也逐渐坍塌。面对这一形势,美国却拒绝承担领导世界走出危机和捍卫国际秩序的责任,其外交从20年代有限的国际主义转向孤立主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随着各国经济的萧条和世界贸易的急剧萎缩,曾经显赫一时的国际银行家和国际投资者声名扫地。以自由企业制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被视为制造贪婪、投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而受到严厉的谴责,而经济国际主义则作为资本主义变种和帮凶遭到唾弃。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转而奉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货币操纵,包括放弃金本位制和宣布本国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提高进口关税和建立非关税壁垒;对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面对日本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破坏《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胡佛政府的反应与在经济领域的反应一样:拒绝在维护远东国际秩序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国务卿史汀生从国际秩序完整性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的行为,认为日本的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以捍卫条约的神圣性。

一系列《中立法》实际上表明孤立主义者的信念:美国的利益仍然不会受到国际形势的实质性影响;欧洲的利益仍然与美国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少;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是军火商人和银行家阴谋操纵的结果,通过禁止向欧洲国家贷款和火,通过禁止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禁止使用美国商船运输军事物资,甚至通过放弃美国的中立权利,美国可以避免卷入战争。

希特勒入侵波兰后,罗斯福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于9月5日宣布中立;二是于9月8日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修改《中立法》,取消军火禁运,把1937年《中立法》的“现款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

在国际主义者看来,对交战双方平等地实行禁运实际上有利于侵略者,而只有实行有区别的禁运,美国才能避免战争。

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援助欧洲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这是欧洲的战争,是欧洲古老的帝国争霸斗争的继续,并不涉及道德与国际正义的问题,因此与美国没有关系。第二,德国无法战胜英国,即使德国主宰欧洲大陆,甚至打败英国,对美国安全也不构成威胁,因此援助英国是不必要的。第三,美国无力解决欧洲的问题,援助欧洲是得不偿失的。第四,《租借法》将把美国带入战争。

但是,罗斯福还是坚信公众会走出孤立主义的,在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同时,罗斯福也试图对美国的中立政策进行调整:对日本实行飞机及其制造材料的道义禁运、美国宣布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则用桐油来偿还。卷入战争后,罗斯福的外交目标有两个:一是以最少的美国人员的伤亡来取得对轴心国的胜利;二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国际秩序以建立持久和平、实现经济繁荣,避免30年代经济危机和战争的重演。军事战略:“欧洲(德国)优先”(Europe First)战略;在政治上,共和党人,特别是中西部的孤立主义者一直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但对亚洲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从“四警察”计划到联合国转变的一个过程。罗斯福心目中的大国就是美、苏、英、中四大国,即他所说的“四强”,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他认为小国建立军备纯粹是一种浪费,因为如果发生战争,小国的军备“面对大国的现代军事装备是毫无价值的”,而在和平时期对小国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最糟糕的是,维持常备军是很多小国,如在巴尔干地区的小国被不断地卷入战争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战争会影响大国的利益,最终也会使大国卷进冲突之中”。

罗斯福等人也把殖民地问题纳入战后秩序的筹划之中,相信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必须终结帝国体系,解决殖民地问题。他们从战争伊始就认识到,战争必然导致亚非民族主义的高涨,殖民主义必将终结,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推动殖民地人民的自决和独立。

以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保障为核心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体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美国外交中独特的理想主义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筹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过程,是美国核心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美国运用战时巨大实力、声望和决心,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

参考文献: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和秩序追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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